曾为文革道歉的宋彬彬(宋要武)去世
文革风云人物宋彬彬(宋要武)去世。
9月17日,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于美国纽约时间9月16日逝世,享年77岁。
▲宋彬彬。记者 韩萌 摄
去世后不举办任何纪念活动
该好友表示,宋彬彬妹妹发来的消息称:“姐姐于美国纽约时间2024年9月16日星期一凌晨0点20分,于家中与世长辞,享年77岁。”
消息称,“姐姐自9月14日决定回家安养后,胖胖、孙女环绕膝前,妹妹也在身边陪伴,她走得安详,并无痛苦。这是她的幸福和寄托。胖胖这些年来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为治疗呕心沥血,做了无数的努力和工作;有他的陪伴和鼓励,给了妈妈人生旅程最后一站无比的慰藉。”
“姐姐是我们全家八位兄弟姐妹当中最早离开的一位,她去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了。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一个好女儿,我们的好姐妹,大头的好妻子,胖胖的好母亲。我们为她的离世感到无比的悲痛,也衷心地希望她在天堂能永无苦痛,永无委屈。”
消息称,“姐姐在生前曾多次说起,希望能通过我们兄弟姐妹之口之笔,向各位曾经关心她、爱护她、理解她的各位亲人、朋友、同学致以最深的感谢和感恩。”
“她去世后不举办任何纪念活动,希望能够平静地离开,毋需再劳驾各位亲友故旧拨冗参加告别式等活动。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暨同学等对姐姐长久以来的关爱和理解,愿她在天堂永享安乐。”
曾向“文革”中被伤害老师同学道歉
▲北师大女附中的几位“老三届”学生给“文革”中遇难的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左二:刘进;左三:宋彬彬) 记者 韩萌 摄
据新京报报道,2014年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文章称,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其中,就有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
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刘进,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宋彬彬: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刘进: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
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宋彬彬系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生于1947年。文革初期曾因一张在天安门城楼上给领袖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而闻名全国。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向毛泽东敬献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
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转载后轰动全国。宋彬彬由此改名“宋要武”,成为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令人瞩目的风云人物。但文革之后她自己否认有过改名。并否认当时那篇文章是自己所写。
改革开放后,宋赴美拿到地球化学博士,1989-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后加入美国国籍。曾任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彬彬在历史上经历过的一件更为重大但今天却已鲜为人知的事件是,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一事。
卞仲耘发是文革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2014年,宋彬彬曾回到母校向文革中被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却发声明拒绝接受。
宋彬彬道歉之前,还曾有过另一位北京八中的“老红卫兵”——陈毅之子陈小鲁为自己参加文革道歉,一时引起轰动。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
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 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 干子 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
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 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袖标红得耀眼。红 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
这时北岛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压抑,原来就是来自这种隐而未发的优越感——终于,它“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貌。”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18位亲历了文 革的四中学生的回忆录。读起来就像编造的小说,但那都是真的……这本书绝版十余年,现在能复活,真心不容易。
正如北岛在序中所说,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他性。但是,“历史的真实”就存在于不同的记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这些曾经在暴风雨中心经过的人,用这种方式,将暴风雨中的记忆留下,或许这是对那个疯狂时代的细节的补充,从而为重新认识那个时代,提供线索和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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